30年前，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发轫，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成为中国第二轮“土地革命”；30年后，十七届三中全会正在讨论《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议题再次锁定土地与农民。在改革的关键节点上，农村改革，尤其是土地的改革注定被寄予厚望。能否通过此次改革，使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农民，突破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隔绝与不平等，平等地参与现代化进程，共享社会发展与进步，或许正是本次全会的题中之义。

 

　　一个失地农民的上访

 

　　张德发今年45岁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，他的上访之路已经走了8年。

 

　　张德发的上访起因是土地。和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一样，几年前，他所在的村庄和土地一起被征用，如今是一大片高楼华厦。

 

　　作为近郊农民，2002年，张德发所在的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东五桥新村，和其他4个村庄一起被整体拆迁。从那时起，数千亩土地“易主”，先是由集体转变为国有，再由政府转让给开发商，“张德发们”所得到的只是每亩2.5万元的补偿款。

 

　　这是一笔怎么算都“划不来”的账。

 

　　村里平均耕地是每人1.3亩，张德发和妻子两人的耕地大约3亩，征地补偿下来也就是6万多元。他家原来是自建的房屋，拆迁后，他所在的村庄被迁移到附近，倒是住进了整齐划一的二层楼房，可住进来要补差价，原来的房子每平方米平均补偿了200元，新房子的价格却是每平方米400元。就这样，他总共交了约7万元后，终于住进了楼房。此时，他发现自己除了频频发生质量问题的这座小楼外，已经一无所有。

 

　　让他们疑惑的还有，明明签订的协议里是每亩3.9万元的补偿款，到了他们的手里却成了2.5万元。另外的1.4万元，说不清道不明地被截留了。

 

　　张德发和几个村民代表开始上访，可就在上访的路上，又发生了怪事。征地后村里留下来的约14亩“保命田”，在2005年的一天，突然被某楼盘圈住，盖起了住宅。

 

　　而这14亩地是如何被出让，以什么价格被出让的，村民们并不清楚。

 

　　因为这些“糊里糊涂”的土地问题，张德发每年都会去北京上访两三次。在多次上访没有结果之后，这个倔犟的男人越发固执，他说，就是砸锅卖铁要把上访之路坚持下去。

 

　　张德发的遭遇决非孤例。曾有人调查，近年来，全国的上访事件中，40%与土地有关；全国范围内，因土地征用引起的群体事件也屡有发生。

 

　　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，却无法在涉及他们的“身家性命”时发出自己的声音。“土地乱象”愈演愈烈，通过各种名目的征地而使农民与农村愈发穷困的事实，已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重视。

 

　　不能让农民“光身子进城”

 

　　“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。”在中国，数千年来，“耕者有其田”都一直是治国者的理想。今天，当新一代的农民开始走向城市，城市化的进程席卷更多的乡村与土地时，对明晰土地产权、建立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要求，已经很紧迫了。

 

　　普遍认为，中国的第一轮“土地革命”通过土改，将土地分给了个人。但其后，人民公社将土地再次变为国家所有。因为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，到1978年时，农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，最终，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冒着“杀头”与坐牢的危险，实行大包干，开始“单干”。由此发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激发出了千百万农民的热情，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

　　但当历史走到今天，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对立，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农民种地的收入再也不能满足他们的生存了。

 

　　“种一亩包谷，秋播一次300元，一袋复合化肥现在要卖235元……”家住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道办大原村的袁义善掰着指头算账，结论是“划不来”。

 

　　以种麦子为例，一亩地的投入要在400元，如果风调雨顺，打下来400公斤麦子，除去投入也就能挣个200元左右。如果加上人工，只能是刚够本。

 

　　“种地不划算”，这已经是许多农民的共识。在今日中国，多数乡村的农民，青壮劳力大多都外出打工。在袁义善所在的村子，30%的青壮男劳力都外出打工了。他们打一天工，有的一天就能拿100块钱。

 

　　今年8月28日，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》的报告时指出：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.33∶1，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，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。

 

　　正因为这样，不少村庄都成了“空心村”。“农民进城租住在条件恶劣的房屋，在家乡的宅院每年只能住15天。”

 

　　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。而农民进城之后，必然造成一些土地的撂荒。

 

　　在许多地方，农民私下的土地转包很频繁。但在这些转包中，双方都轻视了土地的价值。在甘肃天水某村庄，一亩地的转包，一年只给150元。

 

　　土地不再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依靠。但他们又有什么呢？他们对土地只拥有承包使用权，而不能流转。对宅基地，他们也只能使用，因为那也不是他们的财产。因此农民所有的财产，只是服务性收入，而没有财产性收入。

 

　　他们即使在城里舍出性命打拼，面对城里人都要望之兴叹的高房价，许多人最终只能回到乡下。而土地，依然不能养活他们。

 

　　然而，他们所珍惜的土地，很有可能还要面临资本的虎视眈眈。正如评论者所说：“对庞大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，农民只是旁观者。”“让农民‘光着身子进城’是不公平的！”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沛英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，此次三中全会，应该会在土地流转、保障农民利益方面做一些制度设计。

 

　　他还认为，现在一些地方试行的让农民以土地入股、参与分红的尝试，都很值得关注。

 

　　从土地流转破题农村改革

 

　　9月30日，胡锦涛视察安徽凤阳小岗村，承诺土地承包制度不会变，并表示会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。同时，要根据农民的意愿，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。

 

　　一系列信号表明，执政党将从土地问题入手，从土地流转等制度设计上破题农村改革的问题。

 

　　长安区农民袁孝成也期盼着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。他希望全会的精神能帮助他打赢因土地承包权问题引起的“官司”。

 

　　1999年，和长安区（当时的长安县）许多农民一样，袁孝成和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，期限是30年，他同时拿到了土地承包合同书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书。但2007年，村上为了留机动用地，强行收回土地要重新发包。袁孝成所在的小组30多户人家，有27户村民不同意。但“胳膊扭不过大腿”，袁孝成和另外一村民将村委会起诉到了法院。如今，案件历经多次审理，正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待二审。

 

　　国家赋予自己的承包权怎么能这样遭受侵害？袁孝成相信自己是有道理的，他期待着本次三中全会之后，自己的诉讼案件能有一个圆满的解决，并且期待着自己的土地能发挥出更多的价值。

 

　　除了耕地，农民的宅基地产权，以及近年来常见的“小产权房”，也期待着在产权方面有一些更明晰的说法。

 

　　2007年，西安市民刘女士购买了一套“小产权房”，地段在西安市西郊。8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价值12万，平均价格也就是每平方米1000多元。虽然没有房产证，但刘女士愿意“冒这个险”。因为对参加工作不久的她来说，购买正规商品房的成本实在太高了。

 

　　显然，“小产权房”因为没有经过政府征地的程序，政府没有获得利益，却符合农民的利益，但小产权房的尴尬处境至今没有解决。

 

　　农民的宅基地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。宅基地可以使用，但不能流转、买卖。有专家建议，应该让农民获得对宅基地完整的物权。“农民一旦对宅基地拥有完整的物权，就能使住房从死资产变成活资产，农民成为有产者，将提升农民走向城市的经济能力；而城乡能形成统一的土地市场，价格信号全面发挥作用，为城市人享受乡居生活并将资金带入乡村疏通渠道；而市场信号一旦发挥作用，就将从根本上杜绝农村宅基地的浪费，空心村中的空置宅基地会重新得到有效利用。”学者李津逵说。

 

　　无论如何，新一轮的“土地革命”有望在本次三中全会上破题。或许有一天，农民因为身份而遭遇的歧视，将被真正的市场经济所改变。